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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笔丹心——中共情报员沈安娜的潜伏14年
时间:2017-10-11 字体:[ ] 来源:网络整理 视力保护色:

沈安娜与华明之。

千里寻党

药水风波后,组织上也觉得沈安娜同时负责拿情报、送情报不够安全,王学文决定由沈伊娜兼跑交通,去杭州取情报,沈安娜只当情报员。伊娜在沪杭之间跑了几个来回后,实在忙不过来,加上一个女子常在外奔波有所不便,便换了华明之指导、联络安娜的工作。

这时,华明之正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根据中央特科王学文的指示,他暗中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获取了不少红军长征的相关动向,还利用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箱自取的便利条件,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

接到新的任务后,华明之就常常在节假日清早乘火车去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杭州街头的咖啡馆,西子湖畔的春色里,都有他和沈安娜的身影。在旁人眼中,俨然是一表人才的华明之正在热烈追求沈安娜。谁也想不到,浪漫的“约会”其实是传递情报的掩护,而一次次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也成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催化剂。

1935年秋天,经过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华明之辞去了上海的工作,考取了浙赣铁路局的会计。继沈伊娜和舒曰信之后,另一对夫妻情报组诞生了。

华克放将父母的默契配合称为“流水作业法”。母亲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父亲华明之在后台,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

一年后,沈安娜生下了大儿子庆来,华明之的母亲来到杭州照顾孙子。紧张的情报工作之余,一家老小四口难得地过上了外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温馨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地积聚在上海、杭州一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要跟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转移,等待组织的联系。战火纷飞,夫妻俩不可能带着不满两岁的庆来和年迈的老人长途奔波,只好与亲人别离。1937年年底,杭州沦陷前,浙江省政府搬到了金华,接下来,省政府还计划往深山撤离,浙赣铁路局也有继续西撤的打算。此时,沈安娜和华明之工作中接触的多是紧急撤退电文,已经没有太多具有情报价值的内容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同中共上级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

眼看与组织断了线,两人实在不甘心。终于,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夫妻二人马上决定:到武汉去找党!

他们进行了默契的分工,工资稍高的华明之留在工作岗位,维持两人的基本生活,沈安娜请长病假,只身踏上千里找党的艰难路程。

1938年5月,经过江西上饶、南昌、湖南醴陵、长沙,沈安娜终于抵达武汉。可是,那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口多达100多万,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组织,谈何容易?沈安娜从事的是秘密情报工作,也不能贸然前往公开的“八办”去寻人。无奈,沈安娜只好一边参加读书会、歌咏会、演剧队等爱国青年运动,一边在街头徘徊。

这天,她正在马路上走,远远瞧见对面走来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仔细一瞧,竟然是华明之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鲁自诚。沈安娜顿时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鲁自诚的帮助下,她很快在“八办”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而更让她惊喜的是,董必武和周恩来交给了她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来,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领导”、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现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

第二天,沈安娜特意换上一件见客人时才穿的旗袍,按照董必武的吩咐找到了朱家骅。朱家骅本来就对这位工作勤恳的“老部下”印象不错,见她千里迢迢找来武汉要“为党国效劳”,马上表示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随后,他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机要处,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这可把沈安娜难住了,能自作主张加入国民党吗?她略一思索,想起董必武、周恩来交代的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非常重要,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吗?”朱家骅一听,痛快地吩咐秘书,给沈小姐办特别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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