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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虚幻中的“风车”
时间:2017-09-29 字体:[ ] 来源:网络整理 视力保护色:

长篇小说《老街》出炉之前,读她的最早一个是施晨光,最后一个是吴拯修。

晨光是我学画恩师施明德先生之公子,他不仅是造诣颇深的一位山水画家,且是一个读书颇多、有着独立见解的老“愤青”。2012年仲夏,我将小说《老街》初稿给他看,他在主动要求撰写的《说说老古和老古的书》一文(载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岁月留痕》)中如是说:“我已经多年不读这类小说了,但老古的这本书,我一口气读完。”

生活永远是第一的。我自认为,我的智商并不高,假使真如晨光所说,我在小说中能够“把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不经意间揭示得淋漓尽致”,那全因为十三年的教师生涯、十三年的记者、十三年的商人,让我所见所闻所历太多的社会种种。当我离开电视媒体这一社会公器之后,我已无法在公共平台发声,只能躲进小说这个可以“成一统”的小楼里施展拳脚了。因而,以新闻的素材写小说,以小说的笔法写新闻,成了我绕不开的圈子。

吴拯修先生称拙著为“新近看到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古开法的《岁月留痕》不仅可给新闻和新闻理论研究提供讨论研究的案例,后人也可将这本书作为新闻发展史的历史资料来阅读研究”,我在惶恐于先生溢美之余,更感激他指出拙著之不足:“不能不说,古开法的‘清官情结’是该书的一个缺陷。”“古开法‘契友晨光’对他如是评价:‘老古骨子里不过是不想做‘佞臣’而已。”“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新闻人”。

是的,我先前是不是太“中规矩”了?小说《老街》初稿的书名,是某城市一个真实的古城名称,书中故事发生地也全在这里。我先前一个同事看后,说,越看越怕,他的话让我心里也忐忑起来,结果将书拿回来的那天中午我将车从古子城对面的公园停车场开出来时,与一辆直行的车刮了,我赔了六百元。之后,二稿三稿中我将书名改为老街,并将故事发生地由中国某个城市的名称改为月州。这样一来,小说的可读性感染力自然有所削减。

后来,我对《老街》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将月州改回到了“婺州”,并在情节上“勇敢”的一大步。

话说回来,不管是月州还是婺州,《老街》只是借了这个亲切的古街名而已。老街,不过是个箩筐,我将生活中我所感兴趣的青菜萝卜统统往里装。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序》中所说:“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力的。”

我万万不敢与钱先生这样的大家攀附,更不至于胆大妄为到拿拙作与《围城》这样的伟著类比。但与钱先生一样的担忧还是有一点的,因为《老街》是小说,皆虚构,皆幻想,并无实有的指向,希望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切勿索隐,更别附会。

有趣的是,迄今为止,有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称我为唐吉诃德,除上述两位评论家在评我新闻作品集时这样说以外,还有一位是当年被我批评而愤怒不已的某新闻当事人(见《岁月留痕——古开法新闻作品集》第214页)。唐吉诃德,我并不介意这样的称谓,因为我的理想主义处处碰壁,与堂吉诃德横枪跃马追求公平所带来的遭遇并无二致,只是我手中生锈的长矛指向的对手并非虚幻中的“风车”,而是现实中处处可见乃至今天仍不少见且异常坚固的“城堡”。

如前所述,如今我这个堂吉诃德手中连一柄锈矛也不复拥有,唯有躲进“乡村客栈”幻想我的风车、我的羊群、我的挤奶姑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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