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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红岩》的他走了,解开小说背后的故
时间:2017-06-01 字体:[ ] 来源:网络整理 视力保护色:

亲身经历《红岩》的他走了,解开小说背后的故

杨益言 

原标题:亲身经历《红岩》的他走了,请记住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5月19日上午,著名作家、《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重庆逝世,享年92岁。

杨益言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他在重庆意外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并在狱中结识了罗广斌。1961年,他与罗广斌根据狱中的亲身经历,共同创作了《红岩》一书。

出版50多年来,重印113次的《红岩》几乎家喻户晓,然而,《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却直到2006年年末的“《红岩》档案解密展”才为人所知。

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任达哉供出“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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